大型银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路径选择
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同时强调“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以及“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等，这为未来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也对大型金融机构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大型银行作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应顺应形势、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并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做优做强。
金融强国建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纵观世界历史，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通常伴随着金融的繁荣、由大转强。当前我国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快金融强国建设不仅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我国金融体系全球影响力、谋求与自身经济地位相适应国际地位的必要举措。
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意义重大
我国金融“大而不强”，难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成为金融大国，银行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一，并拥有全球第二大的股票、保险和债券市场，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规模也位居世界前列。相较于金融总量的庞大，我国金融结构不均衡、金融供给质效不高成为更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资金结构投向不够合理，对传统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投入偏多，对新兴产业投资支持不足；金融市场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问题，间接融资规模偏大而直接融资发展不足；金融组织结构的差异性不足以及金融产品不够丰富等。
我国金融体系的全球竞争力和国际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相适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金融体系的全球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2023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中，中国有140家银行入围，相比1990年增加了132家。2022年，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中有4家来自中国，并已形成包括上海、深圳、北京等在内的多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但同时也要看到，相较于有关国家，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化经营方面还存在差距，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与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相比还有差距，在货币国际化、全球金融治理参与能力建设等方面任重道远。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地位还有差距。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月末，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货币中占比为5.8%，排名超过欧元(5.35%)，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在储备货币方面，截至2022年末，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储备规模为2984亿美元，占比2.69%，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位，约有80多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
我国具备成为金融强国的潜力与条件。第一，经济规模大、实力强，具备成为金融强国的经济基础。金融强国是经济强国在金融领域的延伸，需要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为条件，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努力成为“科技强国”“制造强国”“农业强国”“海洋强国”等。第二，具备全球领先的资金实力与筹措能力。我国国民储蓄率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大型经济体第一，2021年为44.9%，远高于英（16%）、美（18.1%）、日（28.1%）、德（30.7%）等国家的储蓄水平（见图1）。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资本流入大国，2022年全球FDI同比下降12%，我国仍增加了5%，达12326.8亿元人民币。我国年度使用外商投资额稳居世界第二位，连续30年居于发展中国家首位。第三，外汇储备规模全球第一，国家资金调度和运用能力强。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有利于增强我国对资金的调度能力，支持经济发展。第四，宏观调控能力增强，经验相对丰富。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积累起了较为完备有效的宏观金融调控手段和工具，具备了丰富的金融风险防范经验，这有利于促进中国金融体系保持稳健。
金融强国的内涵与典型特征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强国一般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金融能够顺应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对实体经济提供更加高效适配的资金支持，这是金融强国的核心要义；二是金融要有与之相应的很强的调控和监管能力，能够有效降低危机冲击并能实现金融体系的快速修复，这是金融强国的重要保障；三是金融市场发育成熟且金融机构多样化，确保其能够提供丰富、多元的金融产品，这是金融强国的微观基础；四是要具备全球竞争力、国际规则影响力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都很强的金融体系，这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标志。
大型银行是实现金融强国目标的重要支撑
长期以来，大型银行在推动我国宏观逆周期政策的落实及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特色金融之路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能创造“奇迹”的重要保障。
大型银行是实现宏观金融调控的重要抓手。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国家，银行信贷资金是影响实体经济融资可得性的最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大型银行资金供给占整体资金供给的一半以上。近年来，受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等因素影响，银行业竞争日益白热化，大型银行贷款占全部银行贷款比重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40%以上。在疫情冲击之下，大型银行更是成为国家实施“逆周期”调控的重要载体，聚焦科创、绿色、民营、普惠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有效发挥了金融助力稳增长的支柱作用。截至2023年9月末，大型银行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由前期40.8%的相对低点上升至42.4%（见图2）。特别是在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等领域，大型银行贷款增长更是十分迅速。
大型银行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是金融稳定的基石。大型银行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有综合化和国际化优势，其可以通过在境内外市场、非银行板块配置金融资源以达到分散金融风险的目的，这进一步增强了大型银行的抗风险能力。2014年以来，大型银行不良率长期低于全行业平均不良率。2023年9月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五家大型银行的平均不良率为1.27%，比商业银行整体不良率低0.35个百分点，该五大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8.79%、16.62%、17.3%、17.57%、14.65%，拨备覆盖率分别为216.2%、304.1%、243.3%、195.2%、198.9%，保持了较为充足的风险抵御能力。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稳定报告》也显示，大型银行评级一直为优良，是我国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大型银行是参与国际金融竞争的重要力量。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大型银行发挥综合化和国际化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为支持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2022年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等五家大型银行的海外机构数量为1192家，覆盖范围从2012年的42个国家和地区增至62个。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型银行虽然在国际金融竞争中形成了一定优势，但在资产管理、综合化经营、跨国经营、风险控制等方面与国际先进银行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以全球化经营为例，当前大型银行境外资产占比普遍在30%以下，而汇丰、花旗、德意志银行的境外资产占比则普遍在50%以上（见表1）。
金融强国建设对大型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比较优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次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等，这是针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制度设计，对金融机构加强相关领域支持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金融要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更加适配的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创新被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领域配置、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是激发创新活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本次会议将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体现了对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形成包括银行信贷、股票市场、创业投资等在内，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创金融服务体系，科技型企业贷款持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科技金融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2023年6月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2.36万亿元，同比增长25.1%；全国“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为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4%。但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也对现有金融体系构成了较大挑战。因此，如何构建与科技企业成长规律与特点相适应的资金新模式至关重要。
金融要为绿色低碳转型作出更大贡献。绿色金融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之一。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绿色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构建了以绿色贷款、绿色债券为主的多层次多元化绿色金融市场。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我国的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28.58万亿元，同比增长36.8%，居全球首位；境内绿色债券市场余额1.98万亿元，居全球第二。“十四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本次会议将“绿色金融”放在“五篇大文章”第二的位置，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推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决心。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更短、困难更多、任务更重，这对金融业服务绿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促进普惠金融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国在普惠金融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扶贫“奇迹”，普惠金融贷款连续多年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人均持有银行（存款）账户数量、银行网点密度等基础金融服务水平已达到国际中上游水平。截至2023年6月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达67.1万亿元，同比增长20.3%，高于全部贷款余额增速（11.3%）（见图3），但也要看到，普惠金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小微企业、“三农”群体等融资难问题仍然存在。
金融要为解决人口老龄化资金供给问题作出更大贡献。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今后较长时期的基本国情。目前，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预测显示，到2057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达4.25亿人的峰值，占总人口比重约为33%—38%，这对金融如何助力解决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形成了挑战。过去十年间，我国已建立起全球最大规模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但还存在整体储备不足、养老金收支矛盾上升、个人养老金储备偏低等问题。总的来看，我国养老金融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体还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金融要顺应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趋势。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并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0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0%，继续保持10%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稳增长的关键动力。同时，数字经济还是重构全球竞争版图的角力领域，欧、美、日各国都在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布局。与其他行业不同，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成为全球数字强国之一，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数字支付、数字理财、数字信贷等数字金融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但也要看到，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背景下，数字金融仍需加快发展。
大型银行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策略选择
大型银行是丰富金融服务、优化金融供给的重要环节，对提高金融服务质效至关重要。“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就是一个风向标，大型银行要认真贯彻落实，发挥在金融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且独特的作用。
找准定位、突出特色，更好地发挥大型银行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的作用。做优做强并不单纯地意味着规模做大，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要准确理解做优做强的深刻含义。一是在经营理念上必须摒弃规模速度情结。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转变以重资产模式驱动规模增长的传统“规模银行”经营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二是要准确评估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差异化发展实现“做优做强”。商业银行盲目追求“大而全”不仅难以实现规模效益的持续增长，还容易引发意想不到的经营风险。各家银行要结合自身优势，将资源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领域，真正形成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三是适应客户综合化、全球化金融服务的需求，从“信贷中介”向“全能中介”转型。尽管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但仍是大势所趋。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必须牢牢抓住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积极为客户提供综合融资方案，更好满足“走出去”中国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把握趋势、提高站位，推动“五大金融”新篇章落实落地。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只有跟随国家发展战略，银行才能做大做强，为此，大型银行要把自身发展融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整体格局之中。高质量发展是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大型银行要承担新使命、把握新要求，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树立质量优先、效益至上的理念，增强金融服务好经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为我国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切实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支持力度，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加强对国家战略和重点领域的投入，为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发挥更好作用；加大金融对民营、小微、“三农”等金融短板领域的供给，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共享发展。特别是要更加注重创新，补齐短板，形成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数字普惠的新模式等。
优化布局、提高能力，大型银行要为提高我国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作出更大贡献。大型银行应发挥规模优势，在综合化、国际化方面迈出更大步伐。通过跨业经营和跨境经营，为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和促进国际外循环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一是中国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布局、全球化服务能力与综合竞争力应与企业“走出去”步伐相适应，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布局力度。二是紧密配合国家扩大开放和企业“走出去”战略，大力拓展国际业务和跨境金融业务，丰富境内外本外币“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三是加快自贸区、“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金融创新，配套差别化政策，努力闯出一条新路。四是提升全球金融服务能力，支持构建新型全球产业链。综合运用股权投资、银团贷款、项目融资、出口信贷等方式，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多层次金融支持；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对接与协调，支持企业开展产融结合试点，加快建设一批有较大区域影响力的境外合作园区。五是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争取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提升应对相关单方面金融制裁的能力，为国家利益保驾护航。
差异化发展、错位竞争，形成大中小银行协同发展新局面。要切实打造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金融体系，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和错位竞争。一是大型商业银行要发挥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主力军”和金融风险防范“稳定器”作用，通过“做优”实现“做强”。大型商业银行要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已任，加大对事关经济增长新动能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不断增强金融服务的专业性。当前国际主要金融机构大多为混业经营，我国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大型国有银行提高综合化程度。二是鼓励中小银行做精、做专，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中小银行具有对于区域内行业、企业的发展较为熟悉，业务决策链条相对较短，业务开展较为灵活等特点，在服务小微企业、“三农”等群体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未来，可优化大中小银行分类方法，切实形成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错位发展的局面。三是厘清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业务的边界，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新时代我国要进一步厘清政策性金融边界，更好发挥其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国际合作、重大关键产业转型中的支持作用。四是强化合作、协同发展，形成共建共赢的金融合作新生态。金融强国建设需要各类金融机构更加紧密合作，实现共建共赢。
大型银行要发挥好维护金融稳定“压舱石”的作用。只有稳健经营的银行才能基业长青和做优做强。大型银行不仅要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主力军”，更要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稳定器”，当好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一是做好风险研判。金融领域风险具有点多面广、传染性强、危害性大等特点，前瞻性研判经济金融形势及对银行的冲击，未雨绸缪、有效防范，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二是强化风险管控。善于从风险的本质出发，构建覆盖全流程、全业务、全产品、全环节的风险管控机制，加强风险的持续监测、实时控制和动态管理，努力消除风险管理的空白点、交叉点，做到风险的早发现、早报告、早干预。三是实现风险的快速处置。要按照金融风险产生来源的不同、影响大小的不同，分类处置，积极引导市场的参与力量，并在发展中逐步化解。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研究院，其中宗良系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